西岳史著 || 牛敬飞《古代五岳祭祀演变考论》出版（附：结语、后记）

    编按：本号『西岳史著』栏目，专门宣介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学人著作，由《唐潮》编辑部负责组稿，敬请学界先进多多关注！

作者: 牛敬飞

出版社: 中华书局

出版年: 2020-5

定价: 90.00

装帧: 平装

ISBN: 9787101145267

《五岳祭祀演变考论》：五岳祭祀是中国古代山川崇拜的最高形式，深入研究五岳祭祀演变，是研究古代山川信仰的重要突破口。本书通过对秦汉以来历朝五岳祭祀做出通代考察，总结归纳出五岳祭祀史上的主要环节，揭示五岳祭祀变迁的思想动力以及五岳在历朝的政治地理意义。书中提出了若干新论点，指出东汉“五岳”融入了朝廷的礼制体系，这与受儒家影响的西汉神爵之制是一脉相承的；提出隋代在五岳祭祀制度上的创新颇多，其建树不亚于两汉等。

结  语

五岳祭祀作为古代礼制,有深厚的经学及思想文化史背景,同时五岳作为名山又有其具体的地理特征。学界对五岳祭祀多断代式研究,在通代礼制著作中五岳祭祀也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。鉴于此,本书以秦汉以来五岳祭祀演变为主要研究对象,试图从经学思想、历史地理、政治文化(包括道教)等多角度来阐释两千年来五岳礼制的新变化、新特点。本书的学术主旨包含以下几个方面:

其一,从秦立名山大川之祀到西汉神爵确立五岳四渎之礼,早期帝国最终选择了依靠儒家思想来树立山川之祀。西汉中期之后,五岳元素逐渐融入到帝国的礼制体系。它们不仅被吸纳进刚刚兴起的郊祀,在北郊从祀诸神中位列首位,还成为朝廷大事的祭告对象及日常祈祷对象。东汉或出于实际考虑,树立了以地方长吏负责为主的岳渎祭祀方式。可以说,五岳祭祀制度形成于西汉,至东汉日渐稳固成熟。与五岳在礼制中得到强调相应,人们越来越认同五岳作为天下山川的首领地位,五岳也成为汉代思想文化中的重要元素。以上这些都是日后五岳祭祀制度发展的基础。

其二,在中古分裂时期,诸政权为塑造正统多致力于礼制建设,五岳之祀得到了应有的重视,五岳的政治地理意义也展现得淋漓尽致。与汉赵政权在战时祭嵩山类似,北魏明元帝竟遣使深入敌境祭祀华山。拓跋鲜卑入主中原,五岳之中北岳恒山与北魏国运关系最大,道武帝所开恒山直道成为北魏百年间控制山东地区的大动脉。北朝多据有五岳,此更增加其华夏正统意识,同时随着实力的天平向北朝倾斜,北魏诸帝也多以封禅自我砥砺。这一时期,北魏对五岳祭祀制度的贡献颇多,如北魏早期就在平城附近总祭五岳四渎,其遣使祭祀山川之制也颇类西汉。此外,北魏还可能有道士“侍祀”五岳,即官方允许道教参与诸岳祠庙的日常维护。

其三,隋代再次设立五岳祭祀制度。隋代二帝曾尝试恢复失传已久的五岳巡狩礼,这足见其制礼作乐之气局。与两汉类似,国祚短促的隋代在五岳祭祀制度上贡献颇多。首先,隋代一改汉代五岳祭祀的一祷三祠,定为按五郊迎气日致祭。此项演变有深刻的思想及制度渊源:在制度上,它直接承自北周确立的五郊之祀;在思想根源上,它可以上溯到东汉郑玄的五精帝之说。其次,隋代一反汉武帝所立南岳霍山而立江南衡山为南岳。汉立霍山为南岳,未从传统经学意见,至后代学术昌明,经学认可的江南“衡山”终于取代汉制霍山为南岳。再次,隋代还依《周礼》等经典初步确立了镇山制度,依郑玄思想确立了以岳渎为首的祈雨礼。此外,隋代还设立“岳令”,以专职官员管理诸岳。总而言之,隋代在五岳祭祀上的创新堪比西汉初立制度,这离不开北朝浓厚的循经复礼之风。

其四,唐宋五岳祭祀多承自隋代,但仍有新的特点。其中最大两点莫过于给五岳神祇封爵以及道教因素涉入五岳祭祀。岳渎加爵波及其他山川以及各色祠庙,这又涉及唐宋官方祭祀的一大特点,即传统祀典的下行。通过考察宋代诸多祠庙案例,可以发现,伴随着额爵制度的推行,人们对“祀典”的理解有了新的变化,即除了在思想层面以《礼记·祭法》篇为“祀典”以及在制度层面以传统郊庙礼典为“祀典”之外,记录祠庙神祇履历的诸朝会要也被视作“祀典”。正因大肆推行额爵以及由此产生的对“祀典”的开放理解,让宋代在治理地方祠祀上呈现出灵活的实用主义态度。在五岳祭祀与道教关系层面,唐代建立了五岳真君祠并因此树立了正礼与道教双轨祭祀五岳之制。到了宋代,五岳正庙也频频举行道教科仪,五岳道教道场化进一步加深。在开封著名的五岳观(会灵观)中,五岳诸帝完全被视作道家神祇,同时该观也成了朝廷正礼五岳之地,这标志着唐代以来的五岳道教道场化达到了高潮。除以上两点外,唐宋两朝礼遇五岳还有各自特点,如唐玄宗重遣使祭祀岳渎,唐代重华山而宋代偏爱南岳,宋代诸岳行祠兴起等等。

最后,明清北岳之祀从河北曲阳移至山西浑源,这提醒我们不能回避历史上的五岳变动问题。周隋据儒家经典推翻汉制而立衡山为南岳,此问题反映出在礼制建设中多存在着经学与政治的张力。明清的北岳移祀争议本质上是“岳随都定”的政治考量与传统经义之间的矛盾。与北岳移祀历程相应,明代知识领域日渐支持山西浑源北岳说,这构成了清初改动北岳的思想背景,虽然移祀之后清代学界仍有力主曲阳北岳说者。对比明清北岳移祀与隋代重定南岳,可以看出:隋代能据礼经而反汉制,从某种程度上说是经学对政治的胜利;而明清力主实现天子居中的五岳布局,最终违背经义史志,将北岳移祀至山西,这又是政治权力对以经学为中心的古典知识的胜利。此外,在争夺河北恒山的北岳文化资源时,明代雁北边防将士的精神需求也引导着北岳信仰北移,于是山西北部出现了规模较大的北岳信仰圈。

总的来说,经过多角度的通代考察,本书认为:两汉与隋代是古代五岳祭祀制度树立的关键时期,中古分裂时期是五岳观念的传承时期,也是五岳祭祀制度发生重大变革前的酝酿时期。从唐到宋,五岳真君祠在五岳祭祀中的影响越来越大,因此唐宋两朝又可算作是五岳祭祀的道教化时期。

当然,五岳祭祀之礼延续两千余年,还有很多内涵亟待发掘,笔者限于学力,仅试图揭示几个关键转折点而已。

后 记

本书是在我博士论文基础上完成的。在此感谢我的导师秦晖先生，以及参与博士论文答辩的干春松、张涛、张国刚、王晓毅等诸位老师，在后来的修改过程中，我才逐渐体会到他们的建议是那么重要。

这本小书是我第一本学术专著，虽然它距离我博士毕业已有七年时间，但我更愿意把它视作一本迟到的博论。因为每次修改过后，我都会后悔当年提交的论文是那么草率，拿到清华大学的博士学位是那么侥幸。现在真希望再借它参加一次答辩，或许可以及格吧。

在清华大学求学七年里，得益于历史系小而精的学术氛围，我可以随时向各个方向的老师请教，与他们的学生畅快交流。受葛兆光、张国刚、侯旭东、彭林等老师影响，我决定通代研究古代五岳祭祀，秦老师欣然同意。在硕士学习阶段，有了张佳佳师兄的点拨，我才能更快地熟悉传统文献，进入古代史研究大门。读博时，多蒙熟悉经学史的张涛师兄指点，我渐渐对经学及古代礼制产生了兴趣。写博士论文期间，我常与张景平、李硕、马楠、李毅婷等同学切磋观点、相互勉励。低年级的学友黄甜甜、刘丽等也为我学习先秦史提供了不少帮助。而今文章收笔，我们早已各奔东西。

如果说进入清华园随秦老师求学是我人生第一大幸事，那么幸运的起点则要从2001年我就读四川大学那刻开始。在那之前，我从未想过大学能如此包容、如此自由。受益于川大的完全学分制，我可以在法学、心理学、哲学等课堂上学习，正是这些当时看来有点不务正业的“神操作”，大大充实了我的知识结构，时至今日我还能感受到它们的些许影响。我从愚钝的农村小子成长为致力于学术研究的史学青年，当然离不开川大诸位师长的开蒙解惑。毕业北上后，或逢细雨，檐外嘀嗒，耳边便常响起他们的腔调和板书声。

2012年我抱着对史念海、黄永年先生的敬仰之情到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工作，得到了商国君、周晓薇等诸位老师的指导。后来在生活中偶遇小劫，又得到学院内外诸多师友的关心与帮助。这本小书权当作我献给他们的一份礼物吧。

当然，书中的一切失误与瑕疵皆应由我负责。因论题涉及时段过长，一些相关论著或未经眼，亦请学界同仁及读者提示，以待补充。

最后还应感谢的是中华书局的齐浣心老师，她的辛苦劳动让本书行文变得更加规范。

牛敬飞

2019年4月10日于陕师大长安校区